1928年4月28日，江西宁冈砻市，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两支部队会师。队伍汇合之后，一个看似有些特别的安排摆在眼前：朱德担任军长，毛泽东担任党代表，王尔琢出任参谋长，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。四位主要领导人中，除毛泽东外，另外三人都与朱德长期共事。 这并不是简单的“谁的人多谁占优势”，更谈不上一次权力分配。井冈山会师时，部队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，能不能活下来，靠的是指挥、组织和整合能力。职务安排必须立足于当时的实际，而不是按照两支队伍各出几个人来平均分配。 军长人选几乎没有悬念。朱德参加过辛亥革命，长期接受军事训练，又经历过北伐和南昌起义，手里带着一支有实战经验的部队。会师前，他与陈毅、王尔琢等人辗转湘粤赣边，保存了革命力量。论带兵经验和部队威望，朱德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毛泽东担任党代表，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在秋收起义受挫后，把队伍带上井冈山，逐步建立起根据地，摸索出以农村为依托、开展武装斗争的办法。朱德长于军事指挥，毛泽东熟悉地方发动、政治动员和根据地建设，两人的结合，恰好形成互补。 真正容易引起疑问的，是参谋长王尔琢和政治部主任陈毅。王尔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，早年便接触军事工作，北伐时期担任过部队政治职务。南昌起义后，他又担任过重要参谋工作，跟随朱德转战，熟悉行军、作战、部署和部队管理。 参谋长不是普通的文书职位。行军路线怎么定，兵力如何配置，战斗结束后怎样收拢部队，都需要丰富经验。井冈山方面并非没有干部，但当时许多人还处在成长阶段，真正能够立即承担大规模作战参谋职责的人并不多。王尔琢既懂军事，又熟悉朱德的指挥方式，因此成为现实条件下最稳妥的选择。 遗憾的是，秋收起义队伍中原本有希望承担重任的人，后来或牺牲，或离开了革命队伍。卢德铭在掩护部队转移时牺牲，余洒度则因意见分歧离队。至于罗荣桓、谭政等后来成长起来的干部，当时资历和经验尚不足以担任红军主力的高级领导职务。不能拿他们日后的成就，倒推当时的职位安排。 陈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。他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多种革命活动。南昌起义后，部队处境危急，陈毅与朱德一起坚持下来，并在转战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组织工作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在会师时拥有较高的政治资历和实际威望。 政治部主任需要做的不只是宣传，还要负责思想教育、组织建设、军民关系和部队纪律。陈毅有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，也有同各类人员打交道的经验。相比之下，井冈山方面的罗荣桓当时还较年轻，谭政参军时间也不长，尚未形成后来那套成熟的政治工作本领。 所以，三位“朱德方面”的干部进入核心班子，并不意味着朱德在排斥井冈山干部。相反，这更像是两支部队把各自最成熟的力量拿出来共同担责。朱德提供了军事骨干，毛泽东掌握根据地建设和政治方向，陈毅、王尔琢分别补足政治工作与参谋指挥。 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把部队看成个人私产。早在初上井冈山时，为了消除袁文才、王佐的疑虑，他曾设法送出枪械，表达合作诚意。对地方武装而言，枪支是立足的根本；对刚到井冈山的队伍而言，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资源。这个举动，反映出毛泽东更看重共同生存和扩大力量，而不是争夺眼前的控制权。 有意思的是，后来彭德怀率部上山，毛泽东同样采取了接纳态度。彭德怀担任红四军副军长，滕代远担任副党代表，新的力量被纳入统一体系。队伍越大，矛盾越多，若只讲地域和旧关系，部队很容易重新分裂；只有把不同来源的干部放到同一套组织中，井冈山根据地才有可能继续发展。 当时的红军还远未形成完善制度，许多安排都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。谁能带兵，谁懂政治，谁有威望，谁能在危急时刻稳住队伍，往往比“来自哪一支部队”更重要。红四军最初的领导格局，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中形成的。三位朱德旧部进入核心，并非山头胜负，而是革命队伍在困境中对人才和能力的一次选择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