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去越南，出任中国驻越南大使。”李先念说得直接。杨公素身体状况并不好，长期在高原地区工作留下了病根，调回北京后，原本已经担任国家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。按常理说，他很难再承担驻外重任。 韩念龙接过话头：“这个使馆，要成为千里眼、顺风耳。”意思很明白，局势已经不同寻常，驻越大使不仅要处理外交事务，还要判断越南内部和边境地区的真实动向。 杨公素心里清楚，这次不是普通的人事安排。中越关系正在迅速恶化，谈判桌上的争执，已经和边境上的枪声连在了一起。李先念这次点名，多少带有几分“抓壮丁”的意味，却没有给人留下推辞的余地。 矛盾的根子，出现在越南领导层的战略转向。越南战争结束后，黎笋集团开始谋求在中南半岛建立主导地位，并逐渐倒向苏联。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、对华侨的排斥以及边境冲突，使原本特殊的中越关系快速降温。 1977年10月，中越两国就陆地边界问题展开谈判。中国方面希望通过协商处理分歧，越南方面却不断抬高条件，把历史问题和现实诉求混在一起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。 有意思的是，每当谈判出现关键争执，边境一线往往就发生新的摩擦。越方既在会场上坚持强硬立场，又在边境制造紧张气氛。外交语言越来越冷，军事动作越来越多，两国关系已经到了危险边缘。 1978年8月，谈判最终破裂。此后，越南在中越边境部署兵力，驱赶边境居民，并以地方武装、公安部队等名义加强军事控制。中国领导层判断，越南的准备并非单纯防御，南疆可能面临更大压力。 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，河内对外界实行严格限制。外国外交人员的活动范围受到约束，越南军方的部署又被刻意遮掩。若只看越南官方文件，很难判断其真实意图。这个时候，大使馆能否获得可靠信息，便不只是外交问题。 杨公素并非只会处理公文的外交官。他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、燕京大学，抗日战争时期做过情报工作，也在八路军总部任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长期从事外交和地方工作，熟悉复杂环境下怎样辨别真假消息。 不过，任命确定后，他并没有马上进入河内。越南方面不断拖延接待程序，直到1978年12月中旬，杨公素才正式开展大使工作。表面看，这是礼宾安排；实际上，越方是在争取时间，也是在观察中国使馆的一举一动。 杨公素没有被动等待。他按照外交惯例与其他国家驻越人员接触，参加会面，了解河内社会气氛和越军动向。同时，他还注意观察普通居民的言谈、物资供应和街头变化。很多重要判断，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。 越方曾安排密集的接待活动。杨公素一行先后会见越南有关领导和政府部门负责人，礼节做得很足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极少。会见之后，越南方面很少公开报道，气氛始终透着戒备。 有人提醒杨公素：“对方是在拖时间，也是在盯着我们。”他回答：“越是遮掩，越说明其中有事。”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，却概括了当时使馆工作的艰难：既要保持外交身份，又要从有限渠道中拼出完整判断。 杨公素观察到，越南军队虽然在边境集结，经济和后勤却承受着明显压力，社会内部也并不稳定。越南方面宣传声势很大，但军队调动、物资运输和地方民众反应，透露出的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、毫无顾忌的对手。 1979年1月初，杨公素回国述职，向邓小平、华国锋、李先念等汇报越南情况。他带回的不是一句“越南要打仗”，而是关于兵力部署、边境态势、越南内部状况和其战略意图的一组判断。这些信息，为中央研究行动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。 1979年2月17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开始自卫还击。战争进程表明，越军在指挥、侦察和后勤方面存在不少问题，部分部队很快失去原有部署。中国军队在作战中也付出了代价，战事并非轻松取胜，更不能简单写成一场毫无悬念的较量。 战争之外，还有一场外交和舆论交锋。越南试图把冲突责任推给中国，并向国际社会申诉。杨公素后来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，在国际场合说明越南破坏边境稳定、驱赶华侨和扩大地区冲突的事实，继续发挥了熟悉越南情况的优势。 因此，称杨公素为“对越自卫反击战第一功臣”，更多是对其特殊贡献的高度概括，并不是说战果只属于某一个人。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、后方的组织保障以及中央的战略决策，共同构成了战争结果。杨公素的价值，在于他在开战前提供了难以替代的判断。 战后，杨公素调任中国驻希腊大使。那次看似突然的任命，后来被许多人记住，不是因为一句“抓壮丁”的趣谈，而是因为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的关口，一位身体欠佳的老外交官，确实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带到了最需要的地方。 特别
